予明确答复。
但在张作霖觉得，“直、奉”两系各有兴衰沉浮；“北京政变”使“直系”垮台后，自己与吴佩孚的旧账应已了结；而现在，冯玉祥竟然联络郭松龄“反奉”，这才是眼下自己急需对付的敌人。
因此，当张宗昌重提此议时，张作霖即表“同意”。
于是，张宗昌找来“直系”旧部、曾任山东省长、北京政变后已隐居在济宁老家了的熊炳琦，请其赴汉口去见吴佩孚，转达“欲修好”之意。
而吴佩孚起兵时，之所以声称“讨贼”而没有提“讨奉”，其真实目的也是为了“讨伐冯玉祥”。
因为，吴佩孚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北，主因全是由于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因此，自己与冯玉祥的新仇远比与“奉系”的旧恨来得深；对此，吴佩孚一直耿耿于怀，誓要报此一箭之仇。
而今，张作霖与张宗昌都主动言和了，吴佩孚也就顺水推舟地表示“愿弃前嫌、重结盟好”；于是，“直、奉”两军结成了“反冯联盟”。
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在徐树铮被杀的第二天，吴佩孚即《通电》“讨冯”。
不久，湖北督办萧耀南病故；吴佩孚即任命“鄂军”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湖北督办，汉黄镇守使杜锡钧升任湖北省长；同时，将熊炳琦留下，委任其为河南省长。
吴佩孚《通电》“讨冯”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即予响应，亦与“奉军”修好而与冯玉祥交恶了。
如此一来，冯玉祥的“国民军”顿时形单影只、孤掌难鸣了。
吴佩孚与张宗昌联手后，即任命“鄂军”第二师师长寇英杰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对驻于河南的“国民二军”发起攻击。
“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见吴佩孚派兵来攻，急《令》“国民二军”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坚守素有‘三省通衢’之称、江淮河汉之间”的豫南战略要地信阳，欲将“鄂军”拒于河南境外。
果然，寇英杰率部攻打信阳，遭到了蒋士杰的顽强抵抗而寸步难进。
吴佩孚眼见寇英杰屡攻不克，不由得心中焦虑；于是，派人去游已归于“国民二军”了的、原“豫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许以“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之衔，欲令其倒戈。
靳云鹗是吴佩孚的旧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因“直系”军阀垮台而改换门庭；此时，受岳维峻派遣、攻打山东正驻于豫东。
然而，靳云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吴佩孚东山再起后，靳云鹗早有归附之意；而今，吴佩孚派人来并以衔相诱，自然没有二话。
于是，靳云鹗在豫东前线倒戈，并回师攻打开封了。
原“陕军”第二十六混成旅旅长田维勤因与岳维峻有隙，也随靳云鹗反水了。
靳云鹗与田维勤的倒戈，令岳维峻猝不及防；岳维峻抵不住靳云鹗与田维勤的联手进攻，不得不放弃开封退守郑州。
靳云鹗紧追不舍，岳维峻不得不再弃郑州而退往豫西。
此时，被“国民军”击溃投奔山西了的刘镇华，见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已被靳云鹗击败，觉得复仇的时候已到；于是，派人与吴佩孚联络，表示“愿意协同攻打‘国民军’”。
吴佩孚当然接纳，即《任命》刘镇华为“豫陕剿匪总司令”，《令》其“配合靳云鹗夹击岳维峻”。
于是，刘镇华即回陕西召集“镇嵩军”旧部重组成军；然后，出潼关对退守在豫西的岳维峻部发起攻击。
岳维峻部已是一败再败，而今更是受到了靳云鹗与刘镇华的两面夹击，如何敌得？于是，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岳维峻见败局已定、难以挽回，就只身逃往山西；结果，竟成了阎锡山的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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