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将领听冯玉祥要出国考察；皆认为如此非常时期出国甚是不妥，遂都劝其“取消‘下野’之意”，应“留在国内率领‘国民军’众将士抗衡‘直、奉联军’共赴患难”。
而段祺瑞也担心冯玉祥走后，“国民军”更难抵挡“直、奉联军”的进攻；一旦“国民军”败北，“直系”的吴佩孚则复又得势，必会与己不利。
因此，也派遣时任陆军总长贾德耀专程赴包头，欲劝冯玉祥“切莫在此时离去”。
其实，冯玉祥去莫斯科另有一个目的，即希望求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支援，以能与“直、奉联军”抗衡；因而，冯玉祥去意已定。
而苏联政府也正想利用冯玉推进中国革命，且有意促成冯玉祥与广东“国民政府”联合。为此，李大钊与加拉罕为“冯玉祥的苏联之行”做了精心的安排，竭力促使他成行。
三月二十日，冯玉祥终于在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团长普里马科夫及被其聘为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徐谦、绥远都统李鸣钟等人陪同下，由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平地泉出发，途经库伦去往苏联考察了。
然而，冯玉祥的“下野”并没能阻止“直、奉联军”的进攻。
因郭松龄兵败后，其部将魏益三投了“国民军”；被改编为“国民四军”，魏益三任“国民四军”军长驻守滦州。
张作霖即以此为由，挥师进入山海关实施讨伐。
魏益三不敌，从滦州退走移驻保定；于是，“奉军”占领了热河、滦州等地。
而山东的张宗昌也率“直、鲁联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反攻天津了。
孙岳接任“国民军”总司令后，见“直、奉联军”来势汹汹；遂与也已接任西北边防督办了的张之江商议，欲将“国民军”主力撤到察哈尔和绥远去，以避开“直、奉联军”的锋芒；且将北京抛给吴佩孚与张作霖，以让他们为争夺北京这块令人垂涎之地而再次相互争斗拼杀，自己则可从中渔利。
然而，时任京畿卫戍司令兼察哈尔都统了的鹿钟麟却不愿放弃京城；无奈之下，“国民军”只得硬撑着留守“津、京”。
一月二十七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等“西北军五虎将”联名《通电》“讨奉”，并组织力量欲与抗衡。
“西北军五虎将”的“讨奉”《通电》，更让张作霖有了进军“京、津”的借口；于是，“奉军”分海、陆两路向“国民军”发起攻击；陆路由滦州西进，海路则欲在大沽口登陆。
三月七日，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发现“奉系”的军舰在大沽炮台附近活动，即开炮将其驱走。为防“奉军”的军舰再次来犯，“国民军”就在大沽口外的海域放置水雷、以阻止“奉军”的军舰进犯。
只是如此一来，大沽口港被封锁了，各国商船也均难以靠岸。
于是，第二天，“英、法、日、美、意”等国驻华公使向“临时执政府”发出《照会》，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消除一切障碍”。
因此，“国民军”被迫将已设置的水雷清除，并宣布“于三月十二日重新开放大沽口岸”。
就在重新开放大沽口港的当天下午，日本的一艘驱逐舰进入大沽口港，紧随其后有一艘“奉军”的舰只；大沽口炮台守军发觉后即鸣枪示警，并用旗语令其停止驶进。
然而，日本军舰非但没有停航，却开炮轰击大沽口炮台，致使大沽口炮台上的十余名“国民军”士兵伤亡。
大沽口炮台守军忍无可忍了被迫还击，这才将日舰与“奉舰”驱离大沽口，此即史称“大沽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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