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公费旅游之实。唐小舟跟在赵德良身边三年多时间，随同赵德良出访的机会还挺多的，分别去过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唐小舟发现，赵德良每次出访，虽然带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同时，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国的公务员制度。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没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层警员，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绩等，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部队也是如此，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街之外。但这种改革，显然还不彻底，警街制中，警街实际成了官街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技术派警员，即使你能干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监。政府机关公务员就更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辈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级，你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薪酬待遇，跟不上来。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种补充制度，也就是科员制，在科级干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在处级干部中，有副调研员和调研员。在厅级干部中，有副巡视员和巡视员。表面上看，这种设置，是为了解决某些非政务员的升职通道，但实际上，这个升职通道，是行政职务通道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非政务员体系的每一种级别，都是相对独立的，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级别升上另一个级别。除非你借助行政级别完成这种升迁。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员，几乎没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员升上主任科员，一定得由副主任科员，升上副科长，再由副科长，到达主任科员。如此一来，这一套体系，便不再是事务员体系，而是政务员体系的辅助体系。
中国人早已经了解权力结构的本质，是由决策者和执行者组织。在古时候，所有的决策者，都是行政主官，称为官，隶属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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