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同样是视情况对待，有时候接受他们的邀请，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是债！总是要还的！”
挂下电话后，李历清轻念了一句，眼间带着些许兴奋之色，随后将总行发来的密电和密电译本的第96页在托盘内烧掉，这是总行为防止的机密外汇的而制定制度。
站在办公室内，可直视对面租界外滩十里洋场上车流、人流，对面的十里洋场或许代表着上海的繁荣的缩影，但同样的在很多人看来，十里洋场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耻辱。
“沙逊、哈同！”
站在的窗后的李历清在嘴间念叨着这两个名词，李历清并不是军人同样不是政客，更不是特工，但是作为一个的金融从业者，李历清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份量，但作为一名政府机构的官员，同样知道他们的风光背后的肮脏。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随后近八十年中大量的中东塞法迪犹太人移居上海租界，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两土”（“烟土”鸦片贸易和“地土”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拥有一定的影响。
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洋药”，在英国炮舰政策的护卫下，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此禁一开，沙逊家族火速跟进，不久就控制了印度鸦片70%的产量，一跃而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
1885年，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一起在上海设立“洋药公所”。据禁毒署统计，在“洋药公所”成立的20年内，成交鸦片达40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到20年前，有账可查的属于新沙逊洋行的鸦片批发代销商号，就有安和等50多家。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
根据中央禁毒公署估计，从1840年到共和三年，沙逊家族仅在上海卖鸦片的利润即已达一亿四千多万海关两，平均每年的利润接近200万两。而方才和邀请自己的哈同尽管从事鸦片贸易时间短，但其规模甚至远超过沙逊家族。
在共和八年八月中央禁毒公署成立后，接管全国禁毒前，鸦片贸易一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几乎上海的每个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都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上海正是他们在华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心。
而让李历清和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恨的是，这些毒害中国几十年的犹商，利用治外法权躲过共和八年后的全国禁毒，尽管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同意查没租界内留存鸦片、毒品并将其移交禁毒公署，然而这时这些犹商却早已捞足，为他们三年来在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的大规模地投资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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