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底，莫利的状况糟到了极点。很多势利小人为了各自相近的利益走到一起，反对莫利的做法。他们中间有人居然写匿名信嘲弄莫利，意思是莫利的行为不但绝无成功希望，甚至终将走投无路，累累若丧家之犬。写信的人是一个出自邮电部门的三流文人，他在信纸上画了几个硬币，作为支持"人民音乐事业"的赞助款。
莫利的做法到底怎样呢？莫利开始告别与他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这样的思想，使来自欧美的摇滚乐队形式变得尴尬。莫利写《全无敌》、《瑞金城外有口井》、《口号》、《人民万岁》等歌，这些歌曲的歌词批评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短浅眼光，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
"看看我们拥有千千万万，再看他们是孤孤单单；看看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再看他们都快要完蛋。"
"如今井水早已枯干，井底里面有只青蛙。青蛙坐井看青天，它说要承包这一线天。"
"有一个词汇需要我走进纪念碑，有一个词汇也需要你我走出纪念碑，这词汇就是人民。"
死灰复燃的殖民地文化意识顽固地占据着上海小知识分子的头脑，而莫利却在大庭广众面前发出上面的声音，是否很不和谐？莫利遭人嫉恨和挤兑，理所当然。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单位敢接收莫利。莫利找不到工作。那时体制外经济也不甚发达，私营公司一般不面向社会招聘，而是要由熟人介绍。没有经济收入，不能自食其力，在音乐事业方面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昔日的战友也与莫利背道而驰，莫利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接着，莫利患了重症肝炎，黄疽指数高得吓人，医院派出的防疫员满世界追莫利，企图把莫利隔离起来。莫利告诉他们，莫利没有公费保障，也无力自己担负昂贵的住院费用，结果他们只好作罢，放任肝炎病毒猖獗蔓延。贫病交加，风雪交加，1989年的圣诞节，中国的骆驼穿过针孔不比以前那么难了，富人们的晚宴杯觞交错，珠光宝气，而另有一些人开始慢慢懂得，针孔的那边未必就有天堂。
从夜里睡到．早晨，从下午睡到傍晚，在百无聊赖的昏迷性睡眠中，莫利的病也熬到了尽头。一位原先在复旦念书的墨西哥朋友突然来找莫利，她从利兹大学已经毕业，在北京的使馆工作。她请莫利移居北京，说那里的空气会稍微适合莫利一些。于是，莫利借了点钱，拎着一把吉他就去了。
初到北京，积雪尺许，远望苏式的高楼林立在寒风之中，有种难言的异国情调。莫利先是借居墨西哥使馆她的宿舍，呆了一两个月。正值1990年的春节，三里屯一带的各种活动颇多。莫利见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也接触了几位滚爷。滚奶，还有很多浪迹北京城的马达加斯加、喀麦隆、波兰等地的艺人，感觉平平，有时甚至很差。倒是她收集的维索斯基和拉美歌手的磁带给了莫利一点乐趣。终于，莫利不能忍受下去，告诉她自己要走了。她哭着不愿意莫利离去，甚至请来了好几个他们共同的朋友。但是莫利主意已定，不为所动。
莫利走了，却在北京的风雪黄昏中获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段生活莫利就不说了，至少现在不能说，它是莫利的魂灵，伴随莫利走过了最最艰苦的斗争和探索的历程。现在，莫利的一半已经死去，而且万劫不复！
莫利得到《中国文化报》的一位记者的帮助，在海淀黄庄一带安了家。还是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好在侯德健住在附近，莫利和他聊得来，彼此之间有走动。他借给莫利一些钱，暂度饥荒。那年莫利二十四岁，侯德健说莫利还很年轻，一定有出息。他的鼓励对莫利很重要。在中国现代民间音乐方面，他无疑值得很多人学习。"音乐界"的生者之间，仅此一个。他当然也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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