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耀文的应对，令钟成坤意想不到，却也是心生好感。
钟成坤的父亲本是九龙仓的一个苦力头，从潮州老家雇人来港打工，也负责监管这些咕喱在香港的生活，从中向咕喱征收人头费。
说白了就是中介，人头费通常为苦力收入的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不等，见人下菜，用后世的眼光看，这妥妥是黑中介，但放在世纪初，也可以说是活命之恩。
如今，香港、南洋遍地潮州商人，潮州籍富人如过江之鲫，对这种现象深挖内在原因，追根溯源，可以很轻易得出一个结果——潮州穷，留在家乡没活路，潮州人用血泪蹚出一条艰难的下南洋之路，其中佼佼者才能脱颖而出。
甭管钟父的人头费收的有多黑，至少为自己的潮州老乡实现走出来、能吃饱这两步，后面如何，只能看自己的机缘和能力。
正因如此，钟父的苦力头当的有声有色，从九龙仓慢慢闯出名堂，其后身兼渣甸糖厂和尖沙咀货仓苦力头，并担任九龙持牌人力车苦力的工头，后面更是成立了自己的人力车铺，为钟家的拉人运输为主业定下基调。
钟父走得早，钟成坤五岁时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好在钟母一介女流却是目光深远，将人力车铺授权给小叔子管理，只求能分到够活命和培养儿子的费用。
钟成坤在皇仁书院学习英文，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求学期间还短暂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二十岁回港接手家族事业。
钟成坤十八岁时，钟母已经为他开始铺路，一纸诉状将小叔子告上法庭，将之前的授权书作废，钟成坤回港前的数月，官司刚刚胜诉。
钟成坤接手人力车铺之时，正是人力车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当时人力车仍然是香港重要的陆上公共交通工具，警队在1921年就选择于九龙和新九龙五个公共人力车站铺设电话，其中一个设于钟成坤经营的广东道人力车铺。
虽然如此，随着汽车的逐渐普及，再加上九龙巴士和启德客车分别在1921年和1923年成立，为九龙地区提供公共巴士服务，对人力车业务日益构成明显的竞争。
有见及此，钟成坤积极计划在公共巴士市场上分一杯羹，并于1923年9月2日连同合伙人在红磡共同创立华夏巴士，随着业务发展，更是娶了合伙人的妹妹，即黄亦梅。
经过多年发展，华夏巴士先是同九龙巴士乱斗，随后港府见巴士行业过于紊乱，便推出了专营权，华夏巴士和九龙巴士分别获得港岛和九龙的专营权，这才停止全面战争，只在没有专营权的新界展开局部战争。
战争之外，双方又有一定的合作，专营权推出之时，华夏巴士和九龙巴士之间就港岛和九龙的巴士来了个互换和互租，时至今日，双方还在互交租金，所以华夏巴士的业务在港岛，但在九龙却有巴士，反之亦然。
中巴业务稳定之后，钟成坤开始热心参与社会事务，他当选过东华三院合并后的首任主席，又出任过保良局的主席，且是市政局的非官守议员。
对体育事业也非常热心，当过南华体育会的主席和会长，身为香港区代表总领队参加过第六届全运会，以国家足球队教练身份赴柏林参与第11届奥运会。
巴士业务是属于市政服务的一环，港府会提供核准回报率，意思就是说港府会监督巴士公司的利润率，制定票价和老人、学生的福利票价补贴时，限制巴士公司的利润空间，既不会亏本，也不能爆赚，而且巴士公司的历年利润都会进行公示。
比如华夏巴士去年的税前利润是110万港币，这是透明的，也不会存在过大的水分。钟家一年有数十万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钟成坤不太热衷于开拓巴士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钟家并没有运营其他生意，只在其他人的邀请之下，入股了一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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